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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学理论基础】六、中西研究方法探讨

发表时间:2015-10-24  作者:张顺江  浏览次数:1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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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们说过,“弥纶乃天地之道 ”。“弥”是异中求同,“纶”是同中求异。异中求同也好,同中求异也好,在中国人的眼里都离不开一个“理”字,即“天人合一”的易变之理。就是说,中国人深深地懂得,人对万事万物的异中求同是感性向理性的飞越。这种理性飞越所得到的主观的抽象的概念,即观念的设定,所包涵的“质的规定性”,即公理意义的前提向下进行推演,又无不以一定的条件为转移。这样的思维过程,就很难走上机械唯物主义、形而上学的道路。其表现就是,对形式逻辑——“象”变之理的研究,没有形成完备的符号形式的逻辑,即在一定的质(观念公设)的规定下进行形式的(象变)演绎。这在爱因斯坦于 1953 年给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马托( San Mateo )的 J.E. 斯威策( Switzre )的复信中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 “没有走上这两步 ”,爱因斯坦反倒说:“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这是为什么呢?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应谈一谈,什么是“归纳法”?什么是分析、“演绎推理法”?它们之间又有什么关系?

    上面我们说过,就中国人而言,归纳是异中求同,演绎是同中求异,但它们都离不开“天人合一”的理念元 人-客 ,即人类的实践。就具体问题而言,中国人依据“天人合一”的理念深深地懂得,科学的研究道路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向上溯源是归纳、是异中求同,向下求索是演绎、是同中求异。而当前面对的问题是“具体”、是无名之物、是无极。面对这样一个无名之物,首先要解决的是定名。这就首先意味着要求研究主体(人)给它(事物)定名;而这又引来了一系列问题:这个研究主体有什么样的辨识能力(是不是盲人、色盲……),有什么样的认知能力(本身有什么样的智能结构、已有什么样的知识),以及面对“具体”事物,确定他观察问题的角度(如面对茶碗,他是对沏茶、喝水之用途感兴趣呢,还是对茶碗的质料、花色感兴趣呢?)。仔细想来,观察的角度也是无穷的。面对具体问题,这一系列的前提如果不解决,研究就成了一句空话。这就是现代系统分析专家所说的,系统分析最易犯的错误就是没有确定是什么问题、没有确定研究的角度、没有把握研究问题的手段,就在那里分析,往往会得不到任何结果。而面对具体问题、千奇百怪的现象进行溯源,这些溯源又是在现有事物千奇百怪的不同名称之下求其共性,这样一个追逐的结果就使得概念的内涵越来越少、而外延越来越大。就如数学上的向量,如果要求东西南北……的方向它全能包容,那只能是“零向量”。如果我们面对现实的具体,不确定研究的人、研究者的能力及已有的知识和感兴趣的角度等等,我们只能说:“有”。而这种空洞的“有”,并不能把它与其它事物区别开来,所以是“纯有”。纯有对主观来说就是一个“无”,而思辨就从这里开始了。这是一个溯源的过程,这个过程从本质上看也是一个推理的过程。在这里,分析归纳走向了一个尽头,就是“具体事物”本身。在这里,归纳的结果成了前提,即前进就是回溯到根据、回溯到原始的和真正的东西。可见,从最初的东西出发,经过正确的推论,而到达最后的东西,即根据。根据就是结果。所以我们说,一切知识的开端也即哲学的开端,就是 人们 面前的具体的、 直接的东西 ——即“天人合一”的矛盾对立统一体。人们面对直接的具体的东西,抽象出什么样的概念(观念)、公理性的设定,是由人们的认知能力、观察的角度、面对的现实的具体的直接的东西所决定。

    在观念的设定中必然自觉不自觉地使用了两个公理性前提。一个是把观察的具体的直接的东西,从万有的千奇百怪的事物中划分出来、划定它的边界,做出“质的规定性”,即定名。从而把它与非它的事物区别开来。一个是这个“质的规定”一旦做出,在后继的演绎中一定不能改变,即保持它自身的“质的稳定性”。

    如平面几何学,所设定的几条公理,在后继的逻辑推演过程中一定是不变的。不能说,平行公理对这个平面几何问题对,对那个平面几何问题就不对。一旦出现对于宇观和微观问题原有设定不再正确,这时, 观念就必须更新 ,欧氏几何学就走向了非欧几何学。

    其实,演的过程是对 观念 自身的表述。所以,若公理、设定不假,演出来的定理、推论必真。

    对观念自身的同态性表达过程,在西方就称之为逻辑推理。其实这是观念自身的“象变、质不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切后继的东西早已隐含在前提之中。

    如果以〖无·有〗、即〖 0 · 1 〗为开端,用电讯号的〖通·断〗加以表达,并通过编码和解码,赋予它主观的约定,就构成了当今数字化世界的表象,即信息传输。所谓数字化世界的表象,就是概念和图像象素的传输,都可以以〖 0 · 1 〗为信息源加以编码和解码。其规律的表现就是操作程序。其符号理论表述,就是布尔代数与通讯(信息)工程的数学原理。

    中国没有走上形式逻辑体系完备的数学形式化道路。但不能说,中国人就不懂形式逻辑;更不能说中国古代没有形式逻辑。从中国古文化的源头看,一部《易经》就是以〖乾·坤〗为门户的逻辑推理,并以阴爻( - - )、阳爻(—)符号结构演出了 64 卦。西方哲学家、大数学家莱布尼兹正是从这种阴( - - )、阳(—)爻变中悟出了二进制数学,继而完成了它的演绎——布尔代数,从而为近代电子计算机技术奠定下基础。

    我们说《易经》是朴素的逻辑公理体系、是“道”、是“理”、是哲学的开端、是一切知识的开端。就有人反问,那用它能演出原子物理学方程来吗?对于这种似是刁难问题可以肯定地回答:“能”!这一工作已由 薛学潜 先生在 1937 年出版的《物质波与量子力学》一书所完成。这就证明,中国人由理尽性的逻辑分析推理功夫也是高超的。证明了爱因斯坦所说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可见,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里头没有形式逻辑分析、演绎的精神,是不贴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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