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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学理论基础】二、基本概念对研究重大问题的重要性

发表时间:2015/10/24 00:00:00  来源:中国决策学网站   浏览次数:3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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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基本概念对研究重大问题的重要性      

    明确基本概念对于研究工作 非常重要。

    因为 明确基本概念的 问题不但对社会科学带有普遍性,而且对自然科学也带有普遍性,但在社会科学领域内更显得严重些。关于科学研究的基本概念不清或者说不容易弄清,是一个普遍的问题。用中国古老的《易经》语言表达就是 “初难知” 。在这里“初难知”,用现代语言表述,就是自然科学的规律发现(如万有引力定律、惯性定律)和观念设定(如时空绝对性)、数学的形式化公理系统等;对社会科学来说就是公理性前提,包括划定研究对象的边界和确定观察问题的角度等等。

    我从小就好发问!上面我已提到,在初中就问华罗庚先生,为什么两点之间以直线为最短!在大学问关肇直老师,什么叫直线?问张文裕老师,什么叫运动?问潘良儒老师什么叫力?问人才学的发起人,什么叫人才?以及问什么叫系统?什么叫信息?什么叫控制?什么叫美?什么叫艺术?什么叫文化?什么叫主义?什么叫“国学”?什么叫“马克思主义”?什么叫“列宁主义”?什么叫“毛泽东思想”?什么叫“发展”?什么叫“战略”?什么叫“实践”?什么叫“人”?什么叫“学科”?什么叫“资本主义”?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决策”?什么叫“管理”?什么叫“数学”?什么叫“平面几何学”?什么叫“解析几何学”?什么叫佛学?什么叫科学?等等。这些都是人们常用的看似最为人知的概念。但在我请教有关的学者(甚至权威)时,很少有人能说清楚。有的人对所提的问题能滔滔不绝地给我讲上一两个小时,但就其一两个小时的解说,也并未在实质上回答我的问题!因为,这些解说是例证性的、是描述性的!就拿关于什么叫信息来说吧! 1980 年代初通信工程学会的周先生在北京西城区举办的“新技术与信息革命”科学讲座上,讲了 3 个多小时,我统计了一下,关于什么是信息,介绍了 六十余种定义 。结论是,对什么是信息这个基本概念,他明确地指出,不能给出明确的定义,并对在场的他的学生钟某说,我看我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解决这个问题,得由后人继续研究了。对这样一个问题,我去查文献才知道,信息论、控制论的创始人之一维纳就说过,“要给信息熵”下一个简洁的定义使每个人都同意,我看是过高的奢望。那就是说,创始者也不知道什么是“信息”!当我看了罗素著的《数学的哲学原理》后,我才知道,要想搞清某一学科的基本概念既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困难的。罗素著的《数学的哲学原理》开篇就提出了问题:什么是“数”?什么是“ 0 ”?什么是“ 1 ”?他在研究分析中发现了有名的“罗素悖论”,但最后结论是:不知道什么是“数”?什么是“ 0 ”?什么是“ 1 ”?。

    通过以上说明可知,关于“基本概念不清”的问题是科学研究始终在追求弄清的问题。所以,为了说明“文化”、“人本文化”这样的基本概念,有必要首先对什么是“概念”、“基本概念”、“概念的本质”,为什么对基本概念理解不统一、如何才能统一等问题,做些说明。

 

(一)概念与概念的本质

    概念是一类事物的本质抽象,对同一类事物用简洁、明确的语言表示出来,从而把该类事物与非该类事物严格的区别开来。

    概念分为两大类:一类是 定义性概念 ,它是从大量客观现象经过综合、归纳、抽象,异中求同而来,一般具有公理的意味,现代称之为 “元概念” 。例如桌子这个概念。有大量的不同的桌子,经过抽象、约定俗成,定名为桌子。又如决策这个概念,它作为决策、管理科学的 元概念,就具有公理的意味。另一类是逻辑概念,它是由前提概念推演而来,是同中求异,不具有公理的意味。例如,黑桌子、木桌子等是由颜色或质料加上桌子这个概念产生的新概念。又如定义 “管理是微分决策的积分” ,管理这个概念就是由决策概念推演而来。

    对概念自身的前提、内涵与外延的追求、研究、分析与探索,达到认识概念的本质,从而把某事物(概念)同非某事物(概念)严格的区别开来,就是 概念开发。 可见,概念的本质是“否定”、是对非这一概念所容纳的事物的否定。桌子的概念就是对非桌子概念的否定。

    在概念开发的上下求索、内涵与外延的研究中,我们发现,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概念的认识是流动的、发展的、逐步深化的。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书中说:“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可信息论的创建使我们认识到,实践在主观见之客观的同时,也是客观见之于主观的东西。这就是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又完成概念认识的深化。

    下面我们对理念、观念、概念作一点介绍。

 

(二)概念、观念、理念与概念逻辑

    理念 :理念是科学的最高信仰。这一最高信仰用西方哲学之集大成者黑格尔的话说,就是〖有·无〗的对立统一;用《易经》的说法,就是“〖乾·坤〗乃易之门户”;用老子的说法,是〖无·有〗的对立统一;用孔子释“易”的说法是“〖一阴·一阳〗之谓道”;用陈抟的图形表示就是太极图。用元论的说法,就是元无—有

    理念论 :它是对理念自身的运动、变化与发展的描述。这种对理念自身辩证运动的描述,就称之为 “演” 或“逻辑推理”。演与研、玩、 蓍 同义,只是形式不同,这种对理念自身的表述所得到的逻辑一贯的知识体系就是逻辑公理体系——大学科方法论。

    观念 :观念是客观现实的主观抽象,正是它构成了具体学科的公理性前提。它的真理性在于主观的抽象性——概念是否与客观实在相统一;或者说正是观念的设定(设定研究对象的边界与观察角度),使理念上升为具体学科的科学结构。

    观念论 :观念论是对观念(定义性公理)的批判与演绎,它的研究成果是理论一贯的知识体系——某一门具体的学科。

    公理 :公理是不证自明的主观设定,对于具体学科,它没有前提,它就是具体学科的前提,并由此构成了人们的观念,即信仰。如信仰“时空绝对性”观念演出的是《牛顿力学》;信仰“时空相对性”观念演出的是《量子力学》;相信“平行公理”,演出的是《欧氏几何学》,不相信“平行公理”,演出的是《非欧氏几何学》;信仰上帝“创世说”、研究解脱人生苦难问题,所得到的知识体系就是基督教教义;信仰“万世劫流、本然如此”、研究解脱人生苦难问题,所得到的知识体系就是佛教教义。

    分析到这里,人们显然可以理解到,观念这个主观的抽象物,或者说,主观设定性、公理性,自从人一旦懂事,就在环境吸收知识的过程中灌入了人们的头脑,在行为实践中自觉不自觉的进行着实证,并用语言表达其真理性。尽管没有学习语言知识,其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也会合乎社会约定性、也会合乎逻辑,并约定俗成地为他人所能理解。如,有人问,太阳落山了吗?他一观天见到太阳已在西山顶,就会说,太阳快落山了。其实就这一简单的问题,就表现了两人有相同的观念:地球不动,太阳围绕地球转动。因为回答者没有说:地球再往东转一点,太阳就看不见了。第一个这样回答的人就是哥白尼,因为哥白尼创立了太阳中心说:太阳不动,地球自转并围绕太阳公转。前者的回答表达的这种逻辑关系,我们称之为 语言逻辑 ,它是人们在思想上自觉不自觉就能把握的逻辑关系。学过平面几何的人都知道几何的难题,要想一下子求解证明就不那么简单,为了完成这一逻辑推理任务,总结出一条最简捷明快的系统知识就是“数学”,这是 符号逻辑 。而符号逻辑推理的简繁与选用的符号有直接关系。可以说,中世纪以后, 中国符号逻辑(数学)的发展大大落后于西方,和它选取符号的繁琐不便有直接关系 。在《九章算术》中,对“勾股定理”的描述是,勾方加股方等于弦方。可是在西方的直角坐标中就表示为 x 2 + y 2 = R 2 ,这种表示显然简捷明快得多,而推理也简便得多。如果我们再对符号逻辑的前提进行讨论,就会发现,不管数学的演绎多么复杂,它们都是从一定的“观念”、“公理”、“设定”出发(有人称为形式化公理系统)。而对这种观念、公理、设定的研究又必然是 概念 的 逻辑 。这时对概念的分析,就越过了形式逻辑的范围,而必须要辩证的分析。在这里所谓辩证的分析,就是面对现实的问题对观念、公理、设定的研究,对形式化公理系统的研究,它导致观念、公理、设定有时要进行局部或全部转变。也就是说随着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实践中发现的问题(如原子物理问题),原有的观念(时空绝对性)、公理、设定不能容纳新的事实时,观念就要转变。这样观念的转变是不能用原有观念加数学推导出来的。比如,对伽利略变换无论如何推导,也推演不出“时空相对性”的观念来。这就是概念逻辑的辩证法。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人们对现实的认识,是 由语言逻辑上升为符号逻辑,再由符号逻辑上升为概念逻辑。而正是概念逻辑表现了人的创造性 。在《三国演义》中,知道需要箭就只能打造的鲁肃不管“算”的如何快、如何精确,也算不出“草船借箭”来的,而诸葛亮用概念逻辑,把握了从“无箭到有箭”不会只有一种方法——打造,可以去买、去偷、去抢、去借(去骗),结果用“草船加一壶酒借来十万支箭”,解决自身的生命危机。总之,就人们的知性对现实的认识探索而言,可分为三个层面:语言逻辑、符号逻辑、概念逻辑。

(三)关于对基本概念的理解

    不用说基本概念,就是一般的概念,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理解。正如古语所说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关于概念的语意的现代研究,在西方已经发展成为一门新兴的科学,叫语义学。正如信息论的创始人之一艾什比所说,任何一个简单的事物也不次于有无穷多的参数。就拿机械运动中的一个“单摆”来说吧!就有长度、大小、质料、形状、颜色、光洁度、比重、导电率、导热率、磁导率、硬度、耐蚀率等等特性,每个人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研究、分析、认识它的本质和内涵。如果不确定研究的角度,无限期地观察它,它在不同条件作用下就可能有不同的变化。因为这种不同条件是无限的,所以,它的变化也就是无穷的。用中国老子的话说就是“常无欲以观其妙”。如果我们把这个“单摆”从钟表上拆下来单放,不同的人就会说它是不同的东西。人们都会从他感兴趣或先入为主的角度出发给它定名。由于观察和感兴趣的角度是无穷的,所以,面对同一的东西就会起出无限多个名字。这正是老子所说的“无名万物之始”。以上的分析用哲学的语言表述就是“概念的多义性”,正是它构成了“多元化哲学”的理论根据,即对基本概念弄不清和不同人有不同理解的根源。那么如何才能使基本概念清楚、众人理解统一呢?这需要有两个条件(设定)。就拿上面的例子“单摆”来说吧!首先应给它“正名”, 钟表匠 依据它的形状、大小,一眼就可以认出它是“单摆”。因为把它装在钟表上,它的摆动具有等时性,所以管它叫“单摆”。其次,并以这种质的规定告知世人说,这个东西就是“单摆”,取得了世人的通晓并约定俗成,使人们见到这样的物件,就一致管它叫“单摆”。可见, 确定观察的角度,给出质的规定性 ,并使这种质的规定性为人们所普遍理解和接受,就是达于概念统一的条件。

    对一物件(如单摆)“确定观察的角度、做出质的规定”,存留在人们的脑海中,就构成了“教条”,并以这种“教条”去观察事物是否是“单摆”。钟表匠深知这一“教条”,结果一看就知是单摆,结果就在“单摆”的名义下对之展开研究分析,得知,有各种各样的“单摆”,并在这种质的规定下,比较它们的好、坏、优、劣。用中国先哲老子的话说,就是“有名万物(指各种各样的钟摆)之母”,“常有欲以观其徼”。

    钟的摆坏了,钟表匠就把它扔掉了。为什么把它扔掉呢?是根据“摆的质的规定性”这一“教条”,而懂材料的专家则又把它捡了回来,说,这是一块好“铜”。结果,在“铜”这另一种质的规定下,材料专家又可以展开分析与研究。如此等等。可见,对同一事物的观察,人们不能死抱一种教条,要根据不同的条件不断地转变观念。“无中生有、有还无。”无了摆有了铜、无了铜有了螺钉(用铜做成的螺钉)……这就是概念运动的辩证法。在对具体问题的具体研究中,“基本概念”还有其相对性,在一定领域内认为是基本的,在更高一层次的领域中并不一定就是基本的。所以,在具体的研究中概念分为三个层次:概念、观念与理念。

(四)概念的稳定性

    概念是一类事物的本质抽象,根据这种本质的抽象把非这一类的事物严格的区分开来;在这一事物的本质未发生变化之前它就属于这一类事物,这就是概念的稳定性。所谓概念清楚,就是这一类事物的质的规定性清楚明白,不会与非这一类事物混淆不清。

    在这里,对“一类事物”如何进行抽象、从而给出质的规定性,决非一件容易的事。罗素对数学追本求源就发问什么是“数”,结果给不出清楚、明白的规定。但研究中发现了罗素悖论,他说,关于什么“数”,就像每个人都是人,但谁知道什么是“人”?关于什么是“人”,历史上的大学者有无数的论说,我们不一一列举。我们经过研究给出的关于“人”的质的规定是:人的本质是他的决策能力,是面对环境能发明目标(目的与意志)和发明达到目标的原则、方法、手段的能力。这一能力自从人类诞生以来,不管你自觉还是不自觉,它就存在着,直至现在。通观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人类决策与决策实践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沉积下来的物质与精神的财富就是“文化”。而现实的人正是在继承与发展的基础上,实践着决策与决策实践,并构成了现代的文化现实。

(五)“文化”与“人本文化”

    基于上面的阐述可知, 文化是人类历史上理论实践与行为实践遗留下来的物质与精神的结晶和现代人理论实践与行为实践的总和。

    关于这一概念要说明的是,理论实践、行为实践、物质与精神的结晶。

    理论实践 指内实践、精神实践,通俗地说叫脑力劳动。这种劳动是依据身外得来的信息进行创造性的思维过程。由于这种过程的不可见性,我们称之为内实践。这是“人”所具有的根本特征。正是这一过程确定(发明)行为目标与达到目标的方法与手段。就个人而言,它表现为“想好了再干”中的“想好了”的过程,并把这种“想好了”的结果存留在人的脑海中,作为行为实践的指导,即一般所说的行为动机和行为手段。对于非个人组成的“人事系统”,这一“想好了”的过程,其主体是 决策机构 、是领导集团,其理论实践的过程表现为“运筹帷幄”,其结果就表现为战略决策与战术决策。如果,决策机构是国家政府,则“想好了”的结果就表现为《法典》、各种法律文件和政策措施等,用以指导和规范人民的行为实践。可见,不管是个人还是集体,人在行为活动之前都有一个“想好了”的过程,这一过程不管自觉还是不自觉,都是一个理论实践的过程。这一过程的特点就是两个发明:发明目标和发明达于目标的方法。

    行为实践 : 指外实践、体力实践,通俗地说就叫体力劳动。这种劳动以理论实践的决策结果为先导。决策目标正确,方法、手段恰当,则达到预想的目标结果,表现为意志的自由。其决策实施的结果就表现为物质性的成就,如古代的长城、大运河、故宫、庙宇,现代的铁路、公路、桥梁、航天器、卫星、通讯网络等等。用古话说就是“决胜千里之外”。

    物质与精神的结晶: 历史是过去,还没到来的是未来,现在是历史和未来之间的过渡点。物质和精神的结晶指的就是人类过去遗留下的物质成果(如金字塔、长城、故宫等)和精神成果(各种书籍、古迹、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等等)。其实仔细想来, 它们都是游离于人体之外的主观精神 。从广泛的意义上说,这就是 人本文化 。用通俗的语言表达就是:“事是人干的”,而 劳动就是主观精神外化为物质产品或精神产品的过程。 用决策科学的语言表达就是, 〖人·环境〗构成的矛盾对立统一体的运动、变化与发展过程中所走过的历史轨迹和现实的表现就是人类文化。 在这个矛盾对立统一体中,人依据他的本质属性不仅适应环境,而且还能发挥主观的能动性改造环境,以适合自己生存的需要。中国人早已体认了这一点,这就是以人为本的文化。现代创造的《中国决策学》就是要“把人当人来研究”的科学。用中国古先哲儒家的话说就是:“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未之有)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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