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则性思维与技术性思维

       前些日子大玩童在网上与某网站的高层管理人员聊天时，对方忽然有所感触地说：“现在那些写文章的人就只会空谈，空谈是要误国的！”大玩童一听忙问其故，他说：“现在 的IT文章是提出问题的多，而讨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的少；喊口号的多，而做实事的少。许多文章纯粹就是‘废话真理’——看起来头头是道，说的都有理，而其实对问题的解决一点作用都没有，简直就是一堆废话。”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了目前在IT舆论界中善于原则性思维的人比较多，而具有技术性思维的文章则较为少见——甚至可以说是难得一见。

　　其实原则性思维与技术性思维本来是相辅相成的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根本不存在着谁优谁劣的问题。所谓的原则性思维就是指逻辑性思维，因为什么什么，所以必须怎么怎么，即由因到果的关系。而技术性思维则要考虑的是：有了这个因之后，怎样才能实现这个果，即具体该怎么做的问题，必须提出可以具体操作的技术性方案。往往有些经过原则性思维得出的结论经过技术性思维一分析却发现根本行不通。

　　在近百年来的中国历史进程中，由于中国在近代化和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特殊情况和严峻形势，原则性思维由于其在鼓动民众情绪上的特殊功能而一直居于主导地位，而技术性思维则由于其对现实解剖时的冷静与客观，往往看起来显得保守，因而经常受到忽视甚至是排挤和打击。因而，到后来许多人是根本不敢进行技术性思维了，在一次比一次更为狂热的政治运动中，人们也越来越难听到具有独立人格精神的技术性思维的声音了。在十年动乱中，情况更是糟糕。即使出了一个天才胆大的顾准，他也是躲在没有人知道的地方悄悄地进行那些清醒的技术性思维的。

　　让人高兴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历史的车轮驶进80年代以后，技术性思维的价值又渐渐地为人们所重视。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放弃了“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抓革命、促生产”等原则性思维的口号，代之的是属于技术性思维范畴的“翻两番”、“达小康”等切合实际的目标。但是，让人遗憾的是，在目前的IT舆论界，仍旧是原则性思维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舆论上的一面倒现象不但给IT界带来了许多奇怪现象，也使得关心IT的民众常常产生一种被愚弄了的感觉。

　　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当数近两年中国IT界的“反微软”运动。想当年，IT评论界最著名的“反微软斗士”方兴东博士的一声怒吼：“起来，反抗微软！”使得无数爱国民众热血沸腾，方博士所列举的微软在中国的种种“罪证”和“暴行”使得每一个具有民族感情的中国人无不义愤填膺、同仇敌忾，当时民众反微软的情绪简直是高涨到了极顶。

　　但是，尽管群众的情绪被鼓动了起来，形势也是一片大好，然而，到底该怎样做才能达到反微软的目的没有人告诉大家，或者说的都是屠之术——不是成本太高、就是根本没有用。于是就出现了这么一个奇怪现象：大家一边嘴里都口口声声地喊着反微软的口号，一边都无奈地、别无选择地继续使用着微软的产品。就连那些讨伐微软的檄文大玩童恐怕也无一不是通过微软的软件写出来的。

　　所以到现在大家不无尴尬地发现，尽管这两年反微软运动的声势很浩大，但微软在中国所占的市场份额却越来越大、所赚走的钱也越来越多。除了一个WPS还能安慰一下我们的民族自尊心之外，我们所剩下的除了苦涩和无奈还是苦涩和无奈。对于这场运动的发起者的动机人们不免要有怀疑：好象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

　　其实稍作一点技术性思维的分析，我们就不难发现这场轰轰烈烈的“反微软”运动的缺陷所在——找错了方向。要想动员群众反抗微软你就得首先解决群众的后顾之忧——用什么来替代微软的产品？你总不能逆时代的潮流号召大家都不用计算机吧？！其实反微软的前提是必须有能够与微软产品相抗衡的替代品，否则一切免谈，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要想反抗微软是需要有一定的实力和时间的，而放眼国内的软件企业，由于生存环境的恶劣，大家基本上都是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很难指望他们能够担当起这样的重任，一旦他们扛起反微软的大旗，恐怕“出师未捷身先死”的结局是不难预料的。

　　让大玩童感到IT舆论界中技术性思维缺乏的另一件事是前一段时间闹腾得挺凶的“泡沫论战”。说实话，大玩童对这场论战的期望值相当高，为了能够看懂、听清双方的论点，大玩童还硬啃了一些经济学的书籍和文章。大玩童非常希望吴敬琏教授能够对当前的网络和网络经济热泼一泼冷水（大玩童一直认为如果一件事热到没有人敢对他泼冷水的时候，这件事就已经不正常了，这当中所隐藏的危机肯定已经相当严重了），以他的睿智对当今互联网行业所隐含的种种危机作一番技术性思维的分析，给头脑普遍已经有些发热的互联网从业人士敲一记警钟。

　　然而让人失望的是，浮躁的互联网舆论界没有给吴教授这样的机会。吴教授的话还没有说完，一批自诩为互联网事业的最热心的吹鼓手和卫道士的人急匆匆地组成一个“反吴同盟”对吴老先生进行批判和反击。不知是因为不屑于与这帮后生晚辈纠缠，还是因为在被粗暴地扣上一顶“反互联网”的大帽子之后而心中有所顾忌，吴老先生发表了一通“我没有给互联网泼冷水”的声明后退出了这场纷争，从而使得整个互联网界失去了一次聆听这位学界泰斗的逆子忠言的机会。

　　前些日子，大玩童有幸看到了吴老先生于今年2月26日在“吴敬琏教授从事经济研究50周年研讨会”上所作的题为《中国改革的回顾与展望》的演讲的介绍，在折服心仪之余，大玩童很为中国互联网界失去了一次向这位博学的导师请教的良机而惋惜。如果如此博学的学者都没有资格对互联网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真不知还有谁能够在那些“网络精英人物”的眼中有说话的资格？如果那些网络精英人士借口吴老先生并非网络圈内人而剥夺他对互联网的话语权，那么他们自己放肆地在吴老先生面前卖弄自己的经济学知识不也是“在关公面前舞大刀”么？对网络的忠诚是可敬的，但因此而拒绝和反对任何对互联网的批评之语则是愚昧和糊涂的。而网络从业人士感到有关网络的论述文章空谈无用的评语是值得那些掌握着互联网上话语权力的人物三思的。

　　近两天，从美国考察讲学归来的方兴东博士兴冲冲地告诉大家：“网络泡沫的‘大本营’风平浪静，并且依旧看好中国互联网的市场前景”。大玩童不知道方博士是不是在向大家传递着这样一个信息：由于美国互联网界的行业分析评论理智、客观和全面周到，以至于美国公众能够正确和理智地看待当前所发生的一切。

　　大玩童猜想，可能美国的有关互联网的行业评论是原则性思维和技术性思维并重，因而对公众有着较大的说服力，能够正确地引导公众，而不像咱们这里，由于是原则性思维的一统天下，公众往往在看了某些评论后，在激动兴奋之余反而感到更加糊涂。

　　其实，互联网舆论界这种局面的形成并不仅仅是行业评论家的责任，由于原则性思维这一类的文章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互联网企业吸引风险投资时的造势的需要，它们每时每刻地都在纵容和助长着这种风气的形成。所以他们在实际工作中最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时感到行业评论和理论的无用与空洞是他们自己在“自作自受”、“罪有应得”。所以在文章的最后，大玩童想以胡适先生在《知难，行也不易——孙中山先生“知难行易说”述评》一文中的一段来结束本文。在这篇文章中，胡适先生说：“治国是一件最复杂最繁难又重要的技术，知与行都很重要，纸上的空谈算不得知，卤莽糊涂也算不得行。虽有良法美意，而行之不得其法，也会祸民误国。”希望各位互联网行业的精英能够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