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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学理论基础】十一、论科学

发表时间:2015-10-24  作者:张顺江  浏览次数:1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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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学

    研究什么应该首先明白它是什么。我们首先谈一谈什么是科学。科学是外来文化的思想结合中国人的习惯拼凑出来的一个名词,在《词源》中没有这个词。

    “科”在日本用“课”,是指分类主义。这里 主义指对主观观象设定的观念,演绎得到的意义(知识)、解决问题的方法。“学”是知识体系,但它不是一般的经验知识,而是对观念批判或演绎、推理而得到的逻辑一贯的知识体系。由于现实无限复杂,不同的人对现实观察的水平不同、感兴趣的方向不同、演绎推理的方法不同,不但会产生各种不同的观念,而且使用演绎手段(符号的、概念的、模型的…)演绎出的知识体系表达的方法也就不同。由不同的观念性前提,不管是用符号逻辑(数学)、或概念逻辑(推理)、还是电子或实物模型(仿真)演出的逻辑一贯的知识体系,就称之为“学”。由于观念不同、前提公理的设定不同,就推演出了不同的学科。而 “科学”就是在不同观念下演绎出的不同学科的总称 

(二)论科学

    现代科学一般分为三大领域,研究物质变换规律的科学称之为自然科学;研究社会人际关系规律即行为变换规律的称之为社会科学或管理学;研究人的精神变换规律的称之为思维科学或精神现象学,即决策学。

    就人对世界的认识的历史过程而言,依据科学的发展历史可知,人对世界的认识,首先是对认识对象的认识、对外界自然的认识。如睁眼就能见到太阳发光、看到树木、看到车跑的快慢,但是根据跑的快慢能发现“速度”就是理性的抽象。而这种抽象首先得出的是平均速度,进而把平均速度提升为瞬时速度,又是更深一层次的理性抽象。后一抽象的数学表述就是微积分的数学知识。

用公式表示为: 

式中:V是速度、s是移动距离、t是时间。

而在力的作用下,物体运动快慢发生变化,表现为物体运动速度的不同,在单位时间内移动的距离就更不同。这时瞬时速度的改变就要用微积分的二阶导数求得。

用公式表示为: 

 就是加速度

    物体运动快慢的“象” 的直观表现是距离变化的快慢,而这种距离变化快慢只有经过精确的测量、得到大量数据并对之进行理论的分析,才能发现距离变化快慢后面的决定性因素,速度、瞬时速度和加速度,如此等等。这种寻求根据从而发现背后的原因的过程,就是寻求变中不变因素的过程。它既是理论分析的过程,又是归纳和寻找原因或根据的过程。

又如,通过对自由落体运动过程的精确测量,首先发现质量不同的两个小球从同一高度同时出发会同时落地,又对从不同高度出发落地时间的不同,进行精密的测量,就得到一系列数据,分析研究这些数据就能发现,不同初始高度的落地时间与初始高度有因果的必然联系,而这种联系关系就是 s (初始高度)与 t (落地时间)的平方成正比,定其比例系数为 。而 g 为常数,即重力加速度,它与物体质量的乘积,就是物体的重量。由此发现了自由落体运动过程中“变中不变”的因素,即规律

    依据这一规律,我们就可以在知道塔高的情况下算出小球由塔上自由下落至地面的时间。用中国先哲的话说:“研几要唯深、唯精、唯微,”“把握神几就可以进行妙算,神武不杀,吉凶不问卜。”西方符号逻辑的发展确实导致“研几”即寻求现象背后的因素的活动达到了“唯深、唯精、唯微”的境界,也就是说在当代考察任何一门学科(观念的推理演绎所得到的知识体系)的成熟程度,其能否数学形式化是重要的标志。

    人对自然规律、即对物质变换规律的把握和应用,包括能源的利用(如把水利变成电能、推动机械)和机械的发明(如把矿石经过冶炼加工变成挖土机),大大提高了人的体力、延伸了人的肢体,使生产效率大大提高。

    可以说,近代科学的发展让人们学会了驾驭自然,但人们并没有学会驾驭社会,更没有学会驾驭自己。

    就人的认识发展的历史而言,人们在对身外之物研究的同时,并未能对其自身进行“唯深、唯精、唯微”的研究,结果,社会的发展是以连年不断的战争为其主要的表现形式。对社会发展的这种“象”,东西方的学者均已展开了研究,但始终是一个不解之谜。中国古先哲早已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西方培根首倡“心用工具”,黑格尔提出“为了认识问题,先对认识问题的那个认识加以认识是完全必要的”。这都提示了,人不仅要认知自然,而且要认知自己,要认知“自己”组成的社会。但事实上研究得如何呢?“天下太平”倡导、追求了几千年,那里见到过太平,“和平与发展”直至今天还是人们渴望而不可得的美好愿望。问题根源何在?观物取象,如何观社会之物,取得唯象的理论,“唯深、唯精、唯微”地对社会进行分析与研究,把握社会的运动、变化与发展规律,就是摆在人们面前的大课题。

    关于社会科学,自古以来观物取象,可以说,有无数的观念——唯象的理论,也就有无数的主义。就其哲学尽头来说,东方有儒教、道教、佛教等,西方有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就社会制式而言,有人将其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也有人将其分为牧业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等。通古博今、观物取象,如何从这万千的现象中经过分析、研究、综合、归纳,抽象出共同的巩固的固有的东西,即规律,从而把社会科学建立在逻辑一贯的基础之上。这绝非易事。

    随着西方近代工业社会发展而产生的诸多管理学说,经研究发现它们并未摆脱统计的研究方法,其实至今仍根本构不成学,还停留于局部经验的汇总,因为它们还并未找到观念性的、能概括包含本学科全部内涵的理论前提。比如,关于什么是管理?其描述性的定义就不下几十种,而每一种只对其盖涵的局部领域有效,并不具有普遍的意义。这就是西方所谓管理学说传来中国后有的用起来不灵的原因。为什么用起来不灵呢?那就是它还未构成“学”。牛顿力学,可以称之为“学”,是因为他所提出的规律,如“万有引力”,不仅在英国灵,而且在中国也灵。不信你向天上抛出一块石头,不管学过还是没学过“牛顿力学”的人,都知道它飞不出地球,准得落回地面来,所以大家都会向上看,怕的是不要落在自己的头上。因此,科学是规律,不是局部有效的经验汇总。那么, 对社会的万象能总结、抽象出点什么观念性的东西,而对古今社会、不分地域都有效呢? 这就要对社会古今的万象进行“唯深、唯精、唯微”的研究,发现它的公理性的前提。对这个公理性前提的基本要求就是古今中外“没有不信的人”。这里所说的古人信,是说古代所发生的现象不能与之相悖;今人对之也得相信,是说,今天社会发生的一切现象也能用它来解说。满足古人、今人相信就够了吗。还不够,还必须是,用这个公理性前提推演出来的概念体系能对未来做出科学的预断。

(三)关于社会科学

    社会科学这个词每天许多人都在说,但是如果你问他什么是“社会”?他可能会感到好笑,你怎么连什么是“社会”都不知道呢?那你就说我真不知道,您能不能用简洁、明确的语言告诉我,什么是“社会”?这时他开始想了,想的结果越想越不清楚,结果他也就“糊涂了”。进而,关于什么是社会科学,也就不清楚了。这就是系统论所说的:没有弄清研究的问题,不明确研究的对象,就在那里做分析是系统分析常犯的错误。用中国古人的话说,叫“初难知”。因为“社会”这个具有哲学范畴意味的概念,是统帅社会科学全体内涵的“元概念”。这一概念的抽象基于古今中外人类“社会”发生的全部 万象 。只有对古今中外人类社会发生的全部万象进行分析、综合、概括和总结,才能抽象出“唯象理论”,即观念的设定,社会科学的公理性前提。

    经过多年的研究我们发现,在剥开社会各种各样的现象(如和平也好、战争也好、发明创造也好、破坏也好……)的外表之后,所留下来的“核心”只能是“人”:这些事件的发生,善也好、恶也好,都是“人”干的,是“人”的 思想 和 行为 的、具体的、现实的、历史的表现。在这里我们把人字附上引号表明,作为打上引号的“人”指的是一定的人群集合,这个人群的集合形成了一定的组织结构,必然是有领导(人)与被领导(民)。前者主要起“头脑”的作用,即决策、管理的作用;后者主要起身体四肢、行为、操作的作用。为表示区别,我们常把它称为“巨人”。古今中外,所发生的一切社会现象,无不是由“人”与“民”构成的矛盾对立统一体在环境中生存的表象。如图七所示。所以,由 [ 人·民 ] 构成的矛盾对立统一体就是社会研究的唯象理论。


图七 社会基本科学结构图示

    从图七显然可以看出,人与民的共性是 人 ,人是组成社会的“原子”,可见对社会的研究,归根结底是对人的研究。这种研究首先应返回研究“研究者”自身。必然地把外悟(西学)与内省(中学)统一了起来。对 [ 人·民 ] 这个矛盾对立统一体“理一分殊”的概念演绎,在中国文化元典中最有影响的著述是老子的《道德经》和儒学的《大学》、《中庸》。这些著述之所以流传千古是因为它是科学,是逻辑一贯的概念体系。它所借以表述“理”的社会现象可以变迁,但它内涵的“理”即它的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推演的方法,总能给人以智慧的启迪。

(四)关于科学研究主体——人的研究

    人是构成“巨人”——社会的“原子”,因此,为了研究社会,首先要研究人。就如物理学追本溯源对物质现象的研究,追究到原子核、基本粒子的研究一样,要想把一切物质现象放在“唯理”的基础上,就要对组成它的基本元素进行研究。

    关于什么是人,历代大学问家无不对之进行探索和研究,研究到了尽头,不也对其前提“哲学”进行研究了吗!而“哲学”研究到了尽头就走向对社会文化的研究,进而步入对人自身的研究。

    人在宇宙万象中是一朵最为灿烂的花朵,是天下之最、天下之贵。他“最”在何处又“贵”在何处呢?这是一个千古之谜。这谜就在“精神现象”上,正如海森堡在追求世界的统一图像时所说,原子物理方程无论如何也推不出“灵魂”来。关于灵魂问题是人类起源问题,我们现在不讨论,我们这里要说的是人在形成产生后,他到底具有什么本质。正是这个本质表现为精神现象和人的行为活动。

    人有三性 :生存性(物质需求性)、发展性(性需求繁衍后代)和知识性(认识自然、社会和自身的能力)。前两个性质是与动物所共有的,而第三个性质才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这第三个本质特征的历史和现实的表现就是决策能力。用通俗的话说,人是“想好了才干”的。在这一“想好了”的过程中,必然隐含着两个发明: 发明 目标和 发明 达到目标的方法。至于是真的“想好了”还是自认为“想好了”、而实际上想歪了,是无关紧要的。紧要的是干之前的“想”。研究这个“想”的科学就是精神现象学,就是思维科学。

    就个人来说,这个“想”的主体就是他的头脑,而想好之后干的主体就是他的身体、四肢,而头脑与身体、四肢的指令信息和反馈信息就是他的神经网络。所以,就人的精神现象和行为现象去考察,人是灵与肉构成的矛盾对立统一体。头脑失去作用没了想的能力,就没了灵性,就是精神病人或者是死人;没有了身体、头脑,精神也就消失了。就如现代电子计算机,它是硬件和软件综合构成的统一整体,只有硬件没有软件它就失去了“算”的功能,只有软件没有硬件它也就不会有算的作用。至于这个软件会“算”什么,完全由软件所包容的信息所决定。类比过来, [ 灵·肉 ] 构成的矛盾对立统一体——人在成长过程中,有什么样的信息输入,学习到什么知识,就会形成什么样的智能结构,就会有什么样的“想”的功能。所以,思维科学的基础是大学科方法论和决策管理科学研究。见图八人的科学基础结构。

  
图八 人的科学基本结构

    在大学科方法论和决策管理科学的创造过程中,中国的学者深知其艰巨性。因为就现代而言,对观念的批判和演绎不建立在逻辑一贯的基础上当然不行;但要想为当代所接受,如果这一知识体系不数学形式化就显得不够成熟。所以,中国的学者深知,要想把大学科方法论和决策管理的科学建立在现代科学的基础上,就必须吸取西方数理分析的素养,不仅应有传统文化的理性的概念分析,而且对它的推理和演绎,体现出西方擅长的形式逻辑的精神、符号推理演绎的简洁和严密性。从而实现近代科学重要的一点是把两者 [ 创造性的辩证逻辑思维——归纳(虚箭头)与严密的数学符号化的形式逻辑思维演绎、推理精神(实箭头) ] 结合起来。

(五)西方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的发展现状与评价

    现在西方擅长的机械唯物论的宇宙观还在起着主导的作用,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由于找不到观念性的唯象理论,一般采用的还是统计归纳的方法,另外还有什么所谓的功能主义、结构主义等等方法。

    如在社会制度的选择上,自罗马议会的元老会、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制开始一直延续至今,直至最近,亨廷顿的《第三波——民主的浪潮与回潮》一书大量出版,也未弄清什么是民主。结果关于民主给出的只是投票选举领导人、少数服从多数的手段。中国人早就知道,如果应用这种手段于西天取经路上,面对具体问题,让唐僧、沙僧、孙悟空、猪八戒用投票表决的方式决定处理方法,总是错误战胜正确。因为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当世人都认为太阳从东方升起、在西方降落时,只有哥白尼提出“太阳不动”,这不是疯话吗?在德国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选举中,就选出了一个希特勒,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亨廷顿说,民主是好事,但对其浪潮和回潮不能理解,结果得出的统计结论是: 不具备一定的条件实施民主选举 , 就意味着社会动乱 。这说明他汇总了众多现象,但并未找到社会制度变迁的稳定机制,不具备一定条件,实施民主也就不能成为解决问题的规律。

    至于经济学的研究,西方学者已经有了这样的发现,那就是非正统学派写出的论文集——《经济学为什么还没成为一门科学》。在 S ·艾克纳主编的这本书中,第一篇,瓦西里·里昂惕夫写的《序言》指出:“由于一开始时经济学家们就没有接受 系统地寻求事实 这种原则,所以他们养成了一种几乎是不可更改的演绎推理的偏好。系统地寻找事实这一原则,自然和历史科学中的同行是接受和使用的。事实上,经济学工作者中的许多人是从数学领域转入的。这样,专业经济学杂志上就连篇累牍地充满了数学公式。这将读者从一套似乎有理而完全是 任意的假说引到精确的但却是无关的理论结论 。”

    这一段谈话发人深省,它说明在科学研究中“系统地寻找事实”是原则,违背这一原则就会是“任意的假说引(导)到精确的、但却是无关的理论结论”。这就说明了,唯象地寻找正确理论,是学科能否成立的基础,否则再精确的数学分析也是与现象(事实)无关的理论结论。

    面对现代全球化的市场经济,经济学的理论开端在哪里,确实是一个很难说清的问题。而其主要问题就是基本概念不清、抽象不出唯象的盖涵经济问题全部内容的理论前提。如,什么叫“资本”?什么叫资本主义?就还没有明确的科学的概念。

    关于精神现象、创造性的思维,西方的著述也不少,但能提升为“学”——逻辑一贯的知识体系却尚未见。伏尔泰著的《哲学辞典》关于“灵魂”有长篇的“无神论”的论述,“想”的不可谓不深、分析的不可谓不细,但他没有迈出“ 人的精神现象是人的大脑的功能”这至为关键的一步。而弗罗伊德的精神分析,则又走向了“力比多”的一偏。

    总之,没有科学的正确的理论前提——辩证逻辑公理系统、创造性的思维方法,不能对万象进行科学的抽象,从而得到科学的、正确的观念性设定——公理系统,就在那里应用形式逻辑进行详尽的逻辑推理和演绎,是不可能得到有用的逻辑一贯的知识体系的。就像各种棋奕可以任意的假设或规定棋子的走法,但再高明的棋手写出的棋谱也只能作为游戏之用,作为一种大脑的“体育运动”。正如数学大家在追求数学的开端中认识到“形式化公理”后所说的,数学在设定的形式化公理下,是一种游戏。可见,观念(唯象理论)的正确性,并经逻辑演绎、严密推理,才是获得正确的知识体系的前提。在这一过程中,唯象理论的前进离不开辩证逻辑,而要想使唯象的理论详实细密,则要对“观念”进行严密、精细的推理。而严密、精细的推理中,数学就是最好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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