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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学理论基础】四、终极真理的探讨

发表时间:2015-10-24  作者:张顺江  浏览次数: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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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是否有一个最终的,我认为没有一个最终的理。当我这样回答时,我马上就意识到以下的问题:“没有一个最终的理本身,是不是一个理?!如果这是一个理,它什么时候对?是现在对还是永远对?如果永远对,它不就成了一个最终的理,即 没有一个最终的理就是最终的理 。可见,没有一个最终的理,就是构成或过渡到最终的理。

    这种认识用现代哲学的语言表示,就是对立统一律,或称之为矛盾律。如果设定“没有一个最终的理”是“无”,那么起码就有了一个“无”,或者说,就有了一个“无”的“有”。而这一个有了一个“无”的“有”,还是什么也没有,是纯有,纯有就是“无”,这就是思辨的开端、矛盾的运动。对这种思辨的概念的矛盾运动,中国古先哲早已发现。如公元前六百年,老子“出关”时,关长就问他:“您要出关了,给我们说点什么道理呢”?老子回答说:“不论我说点什么道理,你也不能不分时间、地点去套用。道理面对实际问题是可以说的;但实际一变,道理也就不对了。”这就是老子说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含义。老子看似没有回答关长的问题,但正是这种没有回答问题的回答:“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构成了永远可以说的道理,并由此引发出老子《道德经》中〖无·有〗的矛盾对立统一的概念逻辑体系。后人把它称之为“玄学”。

    如果我们设定,“无”是乾(天),“有”是坤(地),则〖乾·坤〗的对立统一就构成了《易经》的公理性前提。周文王在公元前一千一百多年时被囚在羑里,取“《易》之三百八十四爻各繫以辞”,演出了《周易》朴素的辩证思维的概念逻辑体系,(见图一)成为中国文化——“理学”的开山“元典”、群经之首。

    近代西方学者罗素对数学的上溯追求其“理”的道路上最终走上了“没理”,得到的是有名的“逻辑悖论”。难道这个罗素悖论不正是一个“理”吗,以这个理为开端,不正是数学的哲学前提吗?悖论不是矛盾律吗?从这个开端出发,对概念(符号)的辩证运动的表述不正是数学体系自身吗?

    西方的波普尔在追溯科学的科学时发现,“真理只能证伪,不能证实”。这不也是一个“没理”的“理”吗?

    如此等等,说明,“没有一个最终的理”反倒成了一个最终的理,或者用更抽象的语言表示,在人类的 实践 中,〖无·有〗的对立统一倒成了一个最终的“理”。如果我们定义“无”为 0 、定义“有”为 1 ,这个理,用现代符号语言表示:〖 0 · 1 〗的对立统一倒构成了数的最终的“理”。这个理,用现代电子计算机和通讯的语言表示就是: 1 定义为通(灯亮)、 0 定义为断(灯灭),再把这种通断经过编码、解码,转化成人眼可观、可听……的形式,就构成了现代的数字化的世界。其基础的单元就是双稳态触发电路〖通·断〗对立统一体。

    对于社会科学,如果我们把一个人的头脑(古代称为心)设定为〖灵性〗,是指挥全身的司令部,把身体、四肢设定为被指挥的客体,那么,人就是一个〖灵·肉〗构成的矛盾对立统一体,其行为表现就是人的实践。如果我们把社会这个“巨人”中指挥“全身”即社会系统的头脑,定义为奴隶主,而被指挥的肢体设定为奴隶,则由〖奴隶主·奴隶〗构成的矛盾对立统一体,其矛盾运动、变化与发展就表现为奴隶社会。如果我们把社会这个“巨人”的头脑定义为封建主,肢体设定为农奴,则封建社会就是由〖封建主·农奴〗构成的矛盾对立统一体,其运动、变化与发展的表现就是封建社会。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没有一个最终的理的“无”,就构成了一个最终的理的“有”。这种〖无·有〗的矛盾对立统一及其矛盾运动就构成了“理”,即哲学到了尽头就构成了一切知识的开端即“理念”。用概念符号表示就是元无-有;用数学符号表示就是函数 i=f(xi;用图形表示就是八卦太极图 (见图二)。


图二 八卦太极图

 

    用现代信息论表示就是变化矩阵(见图三 八卦矩阵图)。


图三 八卦矩阵图

 

(四)理与天人合一

    天下人的认知有了一个“没理 ”的“理”,即矛盾律〖无·有〗的对立统一。现代西方哲学界追溯科学的源头称之为“吊诡”。其含义是,最后都导向了悖论。这种中西方文化的归一性研究使我们大胆地迈出了把矛盾律——元 无-有 作为最终的“理”,即哲学的开端的关键性一步。这种“理”与中国古代贤哲关于论理的名言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国古代有句名言:“天人合一”,汉朝董仲舒就说过 “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朱熹说:“天人一物、内外一理”,“天人无二理”,这个“理” 对于我们自己的思想与外界的一切,是一回事情,这个 观念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的精神。 有人说:“理” 不是 近代科学所讲的规则、规律或者是定律。这些观念、规则、规律跟定律,是近代科学追求的重要精神,而这个精神跟中国传统文化所要追求的“理”是不一样的。传统的中国文化里,没有这个定律,没有这个规律,没有这个规则的观念。 为了说明以上的思想和内容,有必要对如下的概念加以说明。

    “天人合一” 的理解 。关于天人合一,从直观上了解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人自身,人就是“灵与肉”的统一。古代人称“人是一壶天”。为了对这“一壶天”加以探索和说明,走上了对人研究的两个途径。一是结构的(肉身)。道教对人身体结构的研究,在《道藏》中有深刻的描述。从“铅汞鼎边来相见,灵光一闪见 灵台 ”,对受精卵的生成及其一步一步地在母胎中如何成长为婴儿有很细致的描述。由于这一部分涉及到男女的媾合,一般用隐语来描述,世人很难理解,即所谓密而不授。如道藏经典《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就对男女交媾成胎后的成长、各脏腑的生成及初生后的功能有逐一细致的描绘。在不能理解意识起源、人的灵魂是什么的情况下,已经总结出以下的结论:一身凝万仙:夫人之身以万炁凝而成形,万神具而既生为婴儿,纯和冲粹天理混如,即大洞帝尊之本体也。这就是说,一个月的胎儿先生的头脑为元始天尊,而后生的各脏腑器官、肢体,有各仙居住(即各种功能),而统摄各脏腑器官及自身、四肢的司令部是头脑(元始天尊)。从而“一身凝万仙”,在头脑的支配下发挥着整体的功能。

    在道教的这种研究中,已经深深地体认到人身是以万炁(太虚)凝聚而成。各脏腑、身体、四肢各有其自身的功能(各仙),并各自发挥自身的作用才形成了人的自身,即一个有机的统一的整体,并发挥出整体的功能,而发挥总的协调指挥功能的司令部是人的脑。从而构成了人是“灵与肉”、“知与智”,不可分离、也不能分离的“天人合一”的理。

    道教的经典《道德经》对身心(脑)表现的行为现象的研究,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去体验,则构成了人及“巨人”——人类社会的理论一贯的系统知识。也就是说,构成了“人与环境”不离不弃、天人合一的“理”的系统知识。

    孔子创立儒学,提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可以说是“天人合一”理论产生的一个源头。在这里,“天命之谓性”就是说,人类起源是天之所造,是天(宇宙)的一部分,他所含有的特殊性即人性,是与他的知性(生来就有的区别于动物的天性 )联系在一起的。人本身就是一个“仁”。这个“仁”,以他的知性为特征,是恶与善、真与假、美与丑萌发的种子,就是“天人合一”的理念元。这个理念元在成长过程中一刻也离不开环境,他在环境条件的沃土中成长壮大。其原则就是萌发他的德性(智慧),其方法就是通过读有字的书和无字的书即实践,就是人们常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交四方友,不断地更新观念,认知自然、社会和思维的发展规律,达于人道与天道的和谐与统一,即率性之谓道。这是孔子就人世以论道,完成了他的学说“仁学”。

    朱熹发挥了孔子“仁学”、“易理”的理论,推而广之成为“理学”,所谓“理学”就是 天人一物,内外一理,天人无二理。既然天命之谓性,人者仁也是仁性,那么人外之物是什么性呢?同样是“天命之谓性”,即自身的矛盾性(运化性)与它在环境中生存(存在)的现实性。 对这种“天命之谓性 ”的更确切的表示就是朱熹所说:“自男女而观之,则男女各其一性,而男女一太极也。自万物而观之,则万物各一其性,而万物一太极也。盖合而言之,万物统体一太极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极也。所谓天下无性外之物,而性无不在者,于此可以见其全矣。”对于人世,总括起来就是:“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天人一物、内外一理”,“天人无二理”。这个“理”,用现代的哲学语言表示,就是〖无·有〗的对立统一。

    这个“理”对主观的或者说“自己的思想”而言,就是“自己的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现实的、具体的“自己的思想”都是客观条件(外界)的造就和反映,构成了现实的主观的观念;而这种主观的观念,又通过实践外化为客观的现实的存在,即哲学上所说的主观的异在。这种主观的“自己的思想”是外界一切的反映,同时外在的一切也就成了这种主观的“自己的思想”的异在。这个“天人合一”,人与其环境、主观与客观通过实践不能分离、也不可分离的观念,即〖人·环境〗构成的矛盾对立统一体,元人-客这个人类实践最高理念就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精神。其图示如下(见图四 理念元人-客图) 。


图四 理念元人-客

    对这一理念元人-客,单从客观去认知而丢掉了这种认知了的知识是主观的认知,是主观精神的异在。它要随着主观认知水平的发展而发展,从而抱定“形而之上谓之 ” 的“学 ”不变不能变的观念,就是机械唯物主义。洛伦兹抱定牛顿力学的认知不变的观点,就不能面对原子物理学实验变更观念,犯了形而上学机械唯物主义的错误。对这一理念元人-客,单从人的主观去体认外界、认识外界,这种认识就是空想,就是主观唯心主义。但是,人是生活在现实中的人,(像明英宗,在孩童时就被囚禁,除有人送食物之外与外界完全断绝了来往,几十年后放出来是一个不会说话的大傻子,这种现象是极为少见的。)不管他是否接受了系统的教育,他一刻也未离开过生活实践,这就是说,他的“自己的思想”早已成为“外界的一切”。对这种“外界的一切”,通过“内省”或者说“理论实践”,悟出规律性的东西,并构成具体学科的系统知识,这不但不是唯心主义,而正是 人在发挥人的作用 ——研究工作的过程。如牛顿向生活发问,苹果为什么落在地上?这一发问悟出了“万有引力定律”,并在时空绝对性的观念下,演出了系统知识――牛顿力学。罗巴切夫提出不承认线外一点只能引一条直线和定直线平行,被当时的世人看作疯子,在那瞎写乱推、胡说乱讲,结果创造了非欧几何。佛学传来中国,在这种“内省”、“心悟”的观念下发展了“天人合一”的理念,创造出了“禅学”。对“心与物”的偏颇研究不断发问、发难,迫使人们对“天人合一”的理念进行全面的思考。

    对这一理念元人-客从整体去考察,也就是从“天人合一”的观念下去考察,或者说从 人类的实践 去考察,主观的观念、“自己的思想”都是元人-客这个理念元发展到现实的状态在主观上的反映。这种主观对现实实在(元的发展的现实状态)的反映,如果达于与现实的实在相统一,则称之为“真”,否则就称之为“假”。可见,这种主观的“自己的思想”是现实的主观,而这种主观“自己的思想”所认识了的客观,就是实践中的实在,是主观的异在,它还不是真正的客观。所以,这种人认知了的客观无不打上主观的烙印。有的哲人就在这方面强调主观的作用说:“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乎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可是随着理念元人-客的运动、变化与发展,当人们以“自己的思想”去指导现实的行为实践时,则主观对现实实在的反映,通过实践未达到与现实的实在和谐与统一,原来认知的“真”则变为“假”。这时观念就需要更新。在新的观念下,得到新的系统的知识就是科学的发展、人类的进步。面对这种情况,哲学家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心明便是天理”。

    “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自己的思想”与外界的一切通过实践合而为一,就会体认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的“理”到底是什么了,就是主观与客观不可分离的矛盾对立统一体,是理念元人-客

(二)理与规律、规则的关系

    规律、规则从广泛的意义上看也是个“理”。如“天人合一”。它们的区别只不过是盖涵的领域的大小不同而已。一般来说, 规律指的是一类事物或现象中巩固的不变的同一的东西。 在这里所说的“一类”,其大小和表象的范围,就今天的分科专业来说可以有千万种,每一种都可称之为为“一类”。如,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等;而自然科学又分物理学、化学等;物理学又分为运动学、力学、电学……如果这个“一类”包括整个宇宙及其所发生的一切现象,则其巩固的固有的同一的东西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称之为“大道玄同”的“理”。中国古人把这个“理”称之为“道”。所谓道,就是总规律,是万事万物所必须遵从的“大”规律,是天之道。在人类还未产生之前,是自在自为的存在、是“无极”、是“天理”、是宇宙实践、是生命实践、是混沌序。在人类产生后,在人类的实践中依据人的认识能力而分阴阳,将这种自在自为的存在,通过区别、认知,变为了主观的存在、人类实践中的存在、过程中的存在,即〖有·无〗之间的存在。这种存在对主观来说,就是“实有”,就是区别了〖有·无〗之有,就称之为“一”,称之为“太极”。这就是“天人合一”、“无极而太极”、道生的“一”。这个“一”就是概念的开端,它是和人类的产生一起产生的。可见“一”是〖无·有〗的矛盾对立统一,是有排斥无、无排斥有。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概念的本质是否定”。用现代信息论的语言表示,就是有的出现排斥了无,是不确定度的减少,其含有的信息量是 1 比特信息( Log22 );同样无的出现亦排斥了有,亦是不确定度的减少,其所含有的信息量亦是 1 比特信息。太极——〖无·有〗就如一盏灯,是一个信息源。灯之所以叫灯,就是它在亮与灭(有与无)之间的过程中存在。这种人认知了的过程中的存在就是太极,就是道生的“一”。这个“一”,说它是客观的,同时就是主观的,因为它的存在直接取决于人的分辨能力。每秒亮灭五十次的灯在人看来总是亮的。而现在计算机为了传输信息,其组成单元中每秒能有上亿次的通断或电压(电位差)大小之变化。如电视机上人见到的每幅图像的象素,随着每秒变化的帧数和象素的多少,给人视觉的反应就是连续不连续、清晰不清晰。每秒传来的帧数越多动画就显得越真实,象素的数目越大画面给人的感觉就越清晰。

    在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地引入了一条公理,那就是“ 人产生后 ”,才使道生了“一”,生了区别之后的〖无·有〗之有,一个“实有”,一个人类实践中的“有”。这个纯有只是对“无”的否定,就概念的推易而言是什么也没有。但有了“有和无”,这个“有”和“无”就是一生的二,古人称之为“阴阳”、称之为“两仪”。这个纯有就是无,因此,就有了一个无,这个无就是一个有了一个无之有,可见有、无相互过渡,就有“变”发生,这个“变”就是“三”。这个“三”,在 “不同条件” 下就“变”成了不同的具体的形象,这些不同的具体的形象就是万物。所以,古人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里所说的不同条件有三个:

    一个是客观条件 。如一个鸡蛋在不同客观条件作用下和主观的了别能力下,对其变化的认知所构成的事物,可能是煮鸡蛋、炒鸡蛋、臭鸡蛋、小鸡等等。

    一个是主观条件 。这种在外界条件煮、炒、孵化下的最终结果一般人自然可以一目了然;可是在由蛋变成小鸡的过程中要想一目了然就不容易了,在蛋未成鸡(出壳)之前一般人很难知道它是否已经臭了,可是行家、里手定期观察就能把已经不能孵化成鸡的臭蛋拣出去,这就是主观的不同识别能力,对同一事物认知有不同结果的原因。

    一个是主观与客观之间的联系 。人们都知道,通过哈哈镜见到的物是变形的;海市蜃楼就是天空大气折光的影象。在现代,信息传输如何提高保真度,成了一门专业研究的学问。

    在这里不自觉的在引入了一条公理“人产生后 ”,作为科学研究而言, “人产生后 ”就是主观的设定。用中国古代先哲的语言表达 这种“人产生后 ” 的主观设定就是“理一分殊”。用现代的话说就是,理念元无-有在不同观念的“公理的设定下”就上升为具体的学科的科学结构。如果设定研究的对象就是抽象的元 无-有 ,它是世界上万事万物最一般的抽象:一事一太极、万物一太极、宇宙一太极,则对它自身的运动、变化与发展的表述就是辩证逻辑学,即逻辑公理体系。之所以叫它逻辑公理体系,是因为它是对万事万物共有的“性”。在中国最早完成这一公理体系的书就是《易经》。所以,《易经》是以元乾-坤为开端(乾坤乃易之门耶),用象、理、数、占四种方法描述的逻辑公理体系,即以〖乾·坤〗(〖阴·阳〗、〖—阳爻· -- 阴爻〗、〖 1 · 0 〗)表示这个矛盾对立统一体,并对其自身运动、变化与发展的表述。

    如果设定研究的对象是社会,领导者是“人”、被领导者是“民”,元无-有就上升为元人-民。对这个具体的事物在环境中生存的运动、变化与发展自身的表述,就是人类发展的历史。

    如果设定,有质量的物体是有、无质量的场(空间)是无,则 物体在空间一点的〖有·无〗之争就是 运动 。对这种〖有·无〗的矛盾对立统一体自身的运动、变化与发展的表述就是运动学。关于什么是 运动 ,曹雪芹给出的定义就是“无为有处有还无”;用宋朝周敦颐的哲学语言表述就是:“动之未发、有无之间、谓之‘几'”;用现代的哲学语言表述就是矛盾律。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所谓 规律是现实的人在一定的观念设定下演绎出的逻辑一贯的知识体系,是“人道”。 这种人道(如时空绝对性的观念演绎出的牛顿力学)在未被天道(原子物理试验)冲破之前,人道与天道相符合,表现为具体的、现实的主观与客观的和谐与统一,即“天人合一”,就具有了“真理”的意味。但它不是“道”、不是“理”,是在一定的观念设定下,人对“道”、对“理一分殊”的认知及推演出的知识体系。它是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人”,对自然、社会和思维的认知,是“天人合一”的理念元人-客即人类实践的运动、变化与发展的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表现。随着“天人合一”理念元人-客的运动、变化与发展,人的认知能力不仅要从牛顿力学发展到量子力学,而且客观环境也要从工业社会过渡到后工业社会。 “理”不是近代科学所讲的规则、规律,或者定律,而是老子所说的“大道无声、大道无形、大道无名”,“无名天地之始”,是“动之未发,有无之间,谓之‘几'”的几。它是产生万事万物的根据,事有万千其“理”一贯,这个理就指的是“几”。孔子研易“韋编三绝”(就是古人读竹简将穿竹简的皮条磨断了多次,形容孔子研易的艰辛。)得到结论说,把握神几就可进行妙算,神武不杀,吉凶不问卜。老子说:“常无欲以观其妙”、“玄而又玄、众妙之门”。佛学说的“不二法门”、“真如”,指的都是这个“理”。其实这个“理”用通俗的语言表达最简单不过,就是自在自为的一个具体的 事物 ,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在人产生之前,它本来没有名字,在人未发现它之前它也没有名字,是在那里自在自为地存在着。在人产生并发现它之后,为了将它同其它事物区分开来,首先就要给它起个“名字”,并在这个名字之下对它的运动、变化与发展进行表述,就构成了知识。在这一运动、变化与发展的过程中,在“变”中发现不变的东西就是规律。例如,无论铜球、铁球、大球、小球……从比萨斜塔上同时平抛下来时,它们同时落了地,这说明地球的引力对它们产生的垂直下降加速度是不变的,落在地上的各种球自身的质量是不变的。这两个不变就是规律,其数学表达方式就是


而平抛对垂直运动方向而言, V0 = 0 ,所以


    在这里, V0是初始下降速度, S 是下降距离, g 是重力加速度 9.8 米/秒2, t 是下降时间。可见这种规律之所以被称为规律,是援引于“铜球、铁球 ……和平抛的初始速度的设定,即公理性前提,离开所设前提这个规律就不见得对。如果用一个气球和一个铜球,从比萨斜塔上扔下来能同时落地吗?显然不能!因为这时不能忽略气球落地过程中空气对它的阻力。而对这种阻力的研究又构成另一门科学——气体动力学。在关于空气阻力的名义下,人们对具有千奇百怪的形状而同等质量的物体 , 施以同样的推动力,发现流线型物体最快,从而得到,流线型物体在空气中运动所受阻力最小的规律。如此等等,都是人在对事物定了名,即有名的情况下,依据自身的欲望或价值标准,对事物研究、观察得到的结论——知识、规律。知识、规律都是人认知的 规律 。球,不管是铜球、铁球、皮球、气球都是在球的名义下产生的 , 所以,有名——球,就是万有的各种球的抽象。用老子的话说就是,“有名万物之母”。而在球的名义下,根据人的主观愿望(尺度)就可以进行比较,从而把握它们运化的规律。既然知道气球下落慢、平面形状下空气阻力大,就可根据这个规律制成降落伞,人利用它从高空降落就不会摔死。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理”与规律不同,理是“无名天地之始”,规律是“有名万物之母”。对“理”的研究是“常无欲以观其妙”;对规律的探求是“常有欲以观其徼”。这就是“理”与规则、规律或者定律的区别。 我们认为,理不是近代科学所讲的规则、规律,或者是定律。这些观念、规则、规律跟定律,是近代科学追求的重要精神,而这个精神跟中国传统文化所要追求的“理“是不一样的。但是,它们的方向和具体内容是一样的吗?

    上面我们讲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理 ”与西方所言的“规律、规则、定律”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它们之间方向一样,而具体内容不一样。打个比方说,“理”与“规律”之间的关系是“根”与“干、枝、叶、花、果”的关系,是源与流之间的关系。由果寻根也好,由根寻果也好!它们都是人的知性对宇宙、自然奥秘的探索。这就是它们方向的一致性。为了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精神,我们举一个观画的例子进行说明。

    假如你是一个很有鉴赏能力的人,当你站在一幅古代名画前观赏时,你会想到这个画家当时的心境是什么?这个画家所要表现出来的精神是什么?以及这个画家对于他所画的东西表达的是什么?我想,你回答了这些问题以后,就比较容易了解到传统中国文化、传统中国哲学主要的精神是什么了。为什么这样做就比较容易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了呢?因为这样做,你就会外悟到“画”是天(画家面对的物)人(画家对物生情、由情达意、由意成形、画画)合一之物,是画家观物之后,游离于人体之外、用画表达的主观精神。而更进一步,你就会“内省”到在你观画时,画(天——身外之物)与你(观画的认识、心理、心境——人)通过“观”即合而为一,这又是一个“天人合一”。这两个“天人合一”就是“理”。而物随境迁,同一幅画不同的人就能在观后产生不同的心境,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心境下也会产生不同的心理反应。这就是为什么伤感时,观花花会落泪。

    同理,一株兰花刚毅挺拔,但在亡国画家的笔下就连根也画了出来,为什么?它反映了丢失国土的悲凉,是主观与客观的和谐与统一,这就是“美”。其理亦不外乎“天人合一”这个“理”。所以,画家不懂这个理,你就画不出真正的精神来;观者不懂这个理,也就体认不出这种精神来,也就是说看不懂这幅画。不管看懂看不懂,都不外乎“天人合一”这个“理”。所以,作画和观画都不能昧于“理”。用古人的话说就是,“大美配天”。所谓“大美配天”就是人道与天道的和谐与统一。那么是否只明于“理”就成了呢?我们说,不成!因为只明于理而没有实践的手段也就不能把这个理表达出来。为了表达这个“理”,还需要有“技”,即把握作画的技能。这就是艺术家们常讲的“炼形”,作画的技法。一幅好画达于“美”,必然是“炼形达意、炼意传神”,达于主观精神与客观实在相统一;否则,只追求形似而理虚,画就丢掉了意境。

    有人说:“人为万物之最灵者也,故合于画,造乎理者,能画物之妙。昧于理者,则失物之真;为造其理者,能因性之自然,究物之微妙。心会神融,默契动静于一毫,投乎万象,则形质动荡,气韵飘然焉。”指的就是要把运用笔墨作画的规律达于艺术的境地。

    运用作画的规律如何才能达于艺术的境界呢?

    这在东西方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其表现的具体内容是不同的。西方人对技法、规律的研究往往是追求量化,就拿作画的墨色来说吧!就把由白向黑过渡的过程区分为上千种的灰色,即区分为不同的灰度(黑度)。一个叶片要区分为多少个区,每一个区它的灰度是几度。如电视机的荧光屏上每个象点都为红、黄、兰三色合成。在每一平方厘米内有多少个象素就决定了荧光屏的清晰度,在每一平方厘米中象素的个数越多,给人感观的图像越清晰。红、黄、兰三色的不同强弱比例就组合为各种不同的颜色,红、黄、兰三色的发光强弱又取决于射线的强弱,而电子射线的强弱又取决于控制电子发射管的电位差的高低。经过这样一番量化的分析后,就能够以量的方式处理这一片叶的色泽。其每平方厘米划分出的象素越多,根据数量值去填充黑度(色度),其感观效果就与实际叶片越逼真。这就是科学的方法。依据这种方法,根据给定的数据去干,不同的个人都能得到同样的结果。把这套数据交给机器(设计出的电视机),机器就能自动地达到预设效果。这一过程,在工业上称之为工艺设计过程;根据这一工艺过程设计的流水线生产出电视机来,就是工业自动化。同理,现代的喷墨打印机就是根据这样一套量化分析设计生产的、能自动完成打印图像的电子计算机外部设备。这就是科学的过程。这种过程再怎么细化完善,生产出的画也只算是“工艺品”。

    中国人对技法、规律的研究往往不是追求量化的分析,往往是通过自身的实践,达于“心会神融,默契动静于一毫,投乎万象,则形质动荡,气韵飘然”。如齐白石画吓,大笔一挥、墨色百种、小笔一点、吓形玲珑剔透,而成为艺术珍品。可是,这种个人达到的境界(艺术境界),要使之为每个世人都能把握、并走向“工艺化”的工业设计大批生产就难了。因为这种工艺的境界是通过实践超群地把握规律的本领,用儒家的话说是“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再拿烹调来说吧!中国人炒菜从未计算过要放几克盐、几克油……刀勺一响不过几分钟就能炒出一盘美味佳肴。西方人来中国学做菜,他先问,要放几克盐、几克油、几克……中国人就回答说,你掂量着办吧!结果是,这个西方人不知所措。结果是在现代食品方面,中国人搞不出工业生产的味道一贯的“肯德鸡”式快餐来;而世界上没有人不知道,中国餐馆美味佳肴好吃。这就是传统中国文化里,没有这个定律,没有这个规律,没有这个规则的观念。其实上溯其根求其源,就是哲学研究缺少数学符号的量的表述,即偏于“理”,偏乎整体;而对整体的各个局部的量化分析比较欠缺。西方则相反,是局部研究细密,对整体研究欠缺。中、西方医学之不同表现尤为突出,即常说的西医是物理、化学疗法,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可中医强调辩证施治,调整全身以治愈局部的病症。可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如,刀箭外伤、正骨。更可以头痛医脚,脚痛医头。如,针灸疗法。

    中国古先哲所说的“理”,在人类产生之前就是宇宙实践、生命实践,是“ 1 ”、是元无-有、是玄,在人类产生后就是元人-客、是“天人合一”、是“天人一物、内外一理”。用现代哲学的语言表达就是哲学的开端元 无-有 ,意识的开端,一个实有,即〖无·有〗之有,实践中的有、过程中的有,用信息论语言表示,就是 Log22=1 。这个有,随着人们对它的认识的提高,而在它运化的过程中、在变化过程中,发现不变的因素就是“规律”。如物体在空间运动,其现象万千但质量不变,这一不变抽象成牛顿力学中的定律就是质量不变定律。随着人们认知水平的提高,在原子物理学中,这一定律就为相对论量子力学所打破,粒子的质量与速度有关,在运动速度接近光速时质量会增加。其表示式为:


式中: m0是物体的静止质量

m 是物体的运动质量

c 是光速

v 是物体运动速度

    从质量不变到质量变,又能抽象出什么不变来呢?归根结底是“天人合一”的理念不变,它们都是“天人合一”在发展过程中的具体的现实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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